女性的人生时钟，往往在某个时间点骤然响起，不断提醒着到了某个年龄，再不做某件事就晚了。社会对时钟敲响的时间约定俗成，比如25岁、30岁、35岁，默契地对应到恋爱、结婚、生育。

30岁那一年，徐枣枣听到时钟敲响。她开始寻求“冻卵”的可能，企图用暂时的冰封与时间对抗，为自己争取更多主动权，但她被医院拒绝了——国境以内，健康未婚女性被排除在冻卵服务之外。她不想放弃。2019年12月，徐枣枣将医院告上法庭，成为备受舆论关注的“全国首例单身冻卵案”。

一审以徐枣枣败诉告终。4年零4个月后，2023年5月9日，35岁的徐枣枣迎来案件二审。“冻卵依然是我想要坚持的一件事情，它已经变成了一个议程，或者说，也成就了一个我。”她说。

“但是，现在没有办法”

一审之前，徐枣枣剪去留了多年的长发，并且修到平齐耳根，以此当做自己的“勇气战袍”。她举着一张“我的子宫我做主”的卡片，站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门口，留下影像。

她不希望被认为是一个大龄恨嫁剩女。就像过去请小哥上门安装家具，她担心被当成“好欺负的小姑娘”，会学着那些“江湖气”的朋友，粗声粗气地说话。

她一度喜欢自己的短发形象，“有劲儿”——走在路上，人们凝视她的目光悄然变化，一些异性与她眼神交汇时，会低下头来。

4年后二审，徐枣枣蓄回头发，染了不起眼的颜色。为了接受采访拍摄和上庭，她用并不熟练的手势上了妆，开玩笑说，“往脸上抹了几层大白”。她给自己选的新“战袍”，是蓝白条纹衬衣、浅卡其色裤子，配白色丝绸质地的西装外套。

“我想显得更乖一点。我意识到，不管我是什么样子，都有力量面对外界，不一定要用非常‘炸’的样子才能够争取权利。”徐枣枣用不快的语速，声调温和、条理清晰地表述了这些——这一次，她希望能获得更多人的喜欢，庭内的、庭外的。

全国首例单身冻卵案二审，依然引发中外媒体的广泛兴趣。出庭之外，采访占据徐枣枣北京三日的大部分行程。每家媒体的安排时间约固定为一小时。徐枣枣顾不上吃晚饭，间歇性地靠朋友投喂的咖啡“续命”，还抽空借电视台记者的补光灯，录制视频发布在视频号上。迷糊一夜后，她早起了一会儿，用随身携带的iPad和外接键盘处理了工作。

面对不同的镜头，徐枣枣反复述说那段经历：2018年，30岁的她，先是把电话打到其他医院，被告知必须有结婚证才能冻卵；而北京妇产医院的接线员，却没有提到这一点。于是，12月的一天，徐枣枣来到这里，试图叩门，但被拒绝了。

“全国首例单身女性冻卵案”当事人徐枣枣 阿烂供图

在讲述中，徐枣枣“冻卵”的初衷，亦被反复梳理与审视。

30岁的她先是发现，自己一不留神就长胖了，新陈代谢迅速的“好时光”一去不复返。体能不断滑坡，她不再能熬得动夜，开始健身、早睡与养生。她仍渴望升职，也在这时迎来一段“严肃的”情感关系的结束。

在30岁当口，世俗意义上女性的分水岭时刻，她感到恐慌。冻卵的想法，第一次清晰地出现。

她想起一位女明星去美国冻卵的经历，曾在互联网上红极一时。这位以率性、文艺著称的女星，坦然讲述去美国花费了近100万元人民币，冷冻了9颗卵子，并将冻卵称为“世界上唯一的后悔药”。

过去朋友讲述的生育之苦，以及工作与家庭无法平衡的拉扯，与并不鲜见的、女性因孕育而招致的职场歧视，让徐枣枣的冻卵决定理所当然：她无法永远年轻，但能保持年轻的卵子，暂时把它们保存在零下196摄氏度的液氮中，将能阻止这些细胞随人体衰老。她最长能从女性的生理时钟中，抢回10年时间，为生活争取更多可能。

那天，医院一如既往地人来人往，人们抱着想获得“新生”的念头到此求医问药。而那位看上去耐心、情商很高的女医生，只是反复建议徐枣枣找男朋友、结婚、生孩子，用的是“一种劝告的口吻”。

徐枣枣后来又去了第二次。她试图说服医生，其实社会上有很多与她相似的单身女性，对于这块的需求很大，而医生的意见，如同徐枣枣冻卵的决心一般坚定。

对方语气温和但果决地告诉她：“我了解这个情况，但是，现在没有办法。”

“谢谢你，为我们做了这件事”

卵子，人体最大的单细胞。未发育成熟的卵子以卵泡的形式，存储在卵巢中。卵泡数量在出生时差不多有200万，到了月经初潮的时候大概还有30-40万。而一个女性一生排出的成熟卵子数量，大概是400-500颗。它意味着，数量有限，时不我待。

在现实语境里谈论这颗细胞，并不是一件自然而容易的事。如今，徐枣枣在社交账号发声，会在自我简介里写明，冻卵案当事人，其中“卵”，用了一个emoji表情中的蛋代替。她发现，一方面，视频在一些女性用户为主的平台总无法过审，而她认识的一些博主为了规避删帖风险，会管“冻卵”叫“云英鸡蛋”或“冻蛋”。而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博主在网上分享单身生育、“去父留子”，不乏在境外冻卵的实践。

2001年发布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规范》中明确：“禁止给不符合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法规和条例规定的夫妇和单身妇女实施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冻卵属于“辅助生殖”范畴，徐枣枣预想中的可能性被彻底“冰封”。

2002年，吉林曾出台特别规定：达到法定婚龄决定不再结婚并无子女的妇女，可以采取合法的医学辅助生育技术手段生育一个子女。这被视为“吉林探索”。但实施10余年来，无1例单身女性申请。

多年以来，“冻卵”总与非法代孕、买卖卵子等灰色议题如影随形。某种程度上，徐枣枣主导的冻卵案，也将“冻卵”这个彼时不乏贬义色调的话题，拉入大众视野。

徐枣枣在酒店房间做出庭前准备 李沐子摄

这个在生活中并不喜欢与人争论的女生，起初只想为自己争取冻卵权益。她尝试过很多发声渠道，最终拿起法律武器，状告医院“侵犯一般人格权”——人格权包含生育权及选择生育方式的权利。

她没有告诉父母，而好友们对她的诉讼决定并不惊奇。2016年，山柰因为一些女性议题的线下活动，与枣枣认识。她注意到枣枣，是因为枣枣在论坛上的发言。比起水面之上的群体，枣枣经常将目光投向一些更小众、更细分的弱势人群，愿意照顾他们的利益——就像枣枣注意到在群体里相对安静的山柰，会默默地把饭桌上的菜转得离她近一点。

山柰记得，一审开庭那天，她和其他十几位女生一起到现场支援枣枣。她们中有人法律出身，关注这个案子背后的法学和伦理争议；有人希望枣枣能胜诉，为自己蹚出一条路。

山柰比枣枣小上六岁。冻卵未必是她的必然选择，比起寻找到一个志同道合的“丁克”伴侣来说。但她觉得，冻卵会给女性更多自由选择的机会，至少能以此缓解长辈的焦虑，暂时逃离催婚与催生。

临开庭前，枣枣这一方获得两个旁听名额，山柰得以进入现场。

这次，在徐枣枣密不透风的日程里，她们短暂见了一面。山柰听枣枣说起，庭上被告方给出的理由，与她印象中4年前的庭审没有太大差别，依然是“保守的、传统的”，对方依旧聚焦于取卵对未婚女性的健康风险，可能导致的高龄及单身生育，以及随之而来的，单亲家庭抵御社会风险能力差，等等。

女孩们不约而同地感到一个理由好笑：取卵，或许会增加未婚女性处女膜破裂的风险。

一审最后，对方的一番总结陈词让山柰印象深刻。对方说，理解职场女性遭遇的两难选择，以及可能的性别歧视，社会也需要发展更完善的托幼服务等，为这些女性提供支持。这番发言是山柰在那场庭审中感受到的，为数不多的温情时刻。

不过，对方最后依旧强调，对生育权最佳的保护，还是“适龄生育”。

2019年庭审结束时，五六十位记者挤在一个小小的咖啡厅等待访问。山柰记得，枣枣在努力应对，但还是有一丝紧张与不适。

面对突如其来的关注，徐枣枣起初是惶恐的，“媒体来采访我，我会觉得自己好像占用了公共资源，在网友对我说加油、夸我很勇敢的时候，我会觉得真不好意思。”

庭审前，徐枣枣接受媒体采访 李沐子摄

直到一位女孩的一条留言，将徐枣枣从惶恐中拉出：“谢谢你做了我们想做，但没做的事。”第一次看到时，她的眼泪无法控制。

时间走过4年，徐枣枣明白，如同她过去在医生面前，模糊地意识到的这背后的群体，她也是在为有生育诉求的单身女性发声，改变大众对“冻卵”的看法。

也是在这几年，单身女性“冻卵”的讨论登上全国两会，湖南省卫健委答复“有条件开放具备医学指征的单身女性进行冻卵，具有一定的现实需求”，以及四川取消生育登记对象结婚限制……社会开始更多讨论冻卵相关议题，公众对冻卵的态度也更成熟。在一个医学知识网站发起的微博投票中，1.8万个参与者中，1.6万人对冻卵表示支持。

徐枣枣不再害怕被质疑。无论是指责她“搏眼球”“杠精”的网暴，或采访时尖锐的提问。她知道，有争议，说明冻卵的话题跨越了同温层，她和她背后的单身女性群体，借此将走向更广阔的海面。

而她的私心是，希望改变大家对单身且有生育意愿女性的印象。过去，一些影视作品时常把她们刻画为，年少轻狂无知犯了错，或者性道德有污点。徐枣枣想，选择单身生育的女性和她们的孩子，不应该是人人喊打的。

“我认为单身女性应该说话，过去我们可能说得太少了，以后我们要多说点，呈现单身女性的多样性，我不能代表所有的单身女性，但我是其中一种人。”徐枣枣说。

“徐枣枣，加油！”

必须看到，徐枣枣因冻卵案备受关注，但这个案子，并不是徐枣枣过去4年生活的主旋律。除了在一些与女性单身生育话题的新闻引发关注时，她时常被想起，需要发声。

在30岁，这个似乎对女性更为苛刻的时钟滴答作响之后，在案子因疫情以及多种因素被不断拉长战线之时，徐枣枣迈向了35岁——这是区别女性是否“高龄产妇”的分水岭，但也意味着无论对女性或男性来说，都是一道新的门槛。

徐枣枣有时会想，怎样才能抵抗衰老呢？看到35岁被裁员的新闻，她会下意识地心里咯噔一下。和现在的老板讨论，老板安慰她，你不用找工作，工作会来找你的。

庭审结束后，徐枣枣（左）与律师在法院门前合影 李沐子摄

4年里，她鼓起勇气换了一座城市。2022年，徐枣枣的父母退休后，在广州再就业成功。为了离父母近一些，徐枣枣带着两只猫和一堆行李，搬到广州。如今，她在一家新媒体公司担任中层。她喜欢生活气息更浓郁的广州，也庆幸自己是在一个对女性友好的环境里工作。

偶尔，她会想起更年轻时在北京的日子。和那座巨型城市大多数漂泊的人们一样，徐枣枣租着房住，早出晚归，基本一年搬一次家。一开始为了省房租，她住在遥远的顺义，单程通勤要花一个多小时，和朋友聚会结束，总是担心挤不上末班地铁。后来，她搬到市中心，与几位室友合租。一对是情侣，另一位是一个不讲究的“直男”。公区凌乱，大多数时候，徐枣枣待在自己的小屋，不太出门。而今，35岁，徐枣枣感受到开阔与自由，“现在赚得比以前多了，经济相对更独立。”

她依然拥有很多朋友。一些是猫，看到流浪猫，她总是忍不住收养，“猫主子”陪伴她的宅家生活；另一些人类朋友，不少人比她年纪小，有人还小上10岁。她们一同看展、看电影或者演出，时间更多由自己掌控。

虽然生活在一个城市，但是徐枣枣并没有和父母同居。我们不可避免地谈论了互联网上火爆的概念“原生家庭”。她说起，自己出生在哈尔滨，父母都是教师。作为第一代独生子女，徐枣枣被父亲赋予了许多期待。他希望她能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除此之外，还特别应该自信，但，“他经常通过批评我不自信的方式，企图让我更自信。”

这样的“不自信焦虑”，伴随徐枣枣度过青春期。很长一段时间，徐枣枣无法自如地接受他人的赞美。和许多女性朋友沟通后，她发现，她们也同样面临“赞美尴尬”的困境。而她的焦虑，则很大程度上来自母亲。成年以后，她尝试从同为女性的处境理解母亲，“显而易见，社会对于女性的要求远比对男性多。”

冻卵案后，她拥抱过新的感情。对方清楚她的“壮举”，欣赏她的勇气。但这段关系没能通往婚育。她开玩笑说，一段感情的“保质期”，并不一定能比一颗卵子冷冻保存得更久。

父母也会着急，发来亲友介绍相亲对象的截图，但这种筛选未来伴侣的模式，徐枣枣觉得乏味，“当一个具体的人变成一些指标，在世俗的眼中，比较亮眼的指标会被快速选中。”她不想将就，不想为了完成某个岁数前必须生孩子的“KPI”而去结婚生育。最后父母对外说，孩子的事情他们管不了。

她没有和母亲探讨过冻卵案，但曾有过一次关于单身生育的深入交谈。几年前，社会抚养费还未被完全废除时，母亲发过一则相关新闻给她。母亲问：“你想不想要个孩子？”她开玩笑回道：“你给我出社会抚养费吗？”

微信那一端的母亲，显示“正在输入”许久后，发来一句话：“如果你真的想生，也可以给你出。”

走在北京街头的徐枣枣 季建荣摄

徐枣枣并不抗拒生育，没有放弃寻找伴侣，或者说，寻找一位理想的“育儿队友”。她希望对方成熟稳重，与她三观契合、彼此尊重、相互坦诚，“若是他能爱小动物，喜欢各种手工活，生活经验比较丰富就更好了。”她强调，自己和对方是平等的。

今年3月，她接受了一次系统检查。在经历阴道B超、激素6项以及AMH（抗缪勒管激素）检验后，获得信心。检查是为了在庭上陈述这个结果，以此证明身体还适合冻卵。她感到未婚女性“冻卵”的口子似乎被慢慢撕开，因此对不确定何时开出的二审结果抱有乐观和期待。获胜的概率，“五五开吧”，她猜。

她将继续生活，也不放弃为这种冰封的可能性抗争，在另一个被拧紧的生物时钟之下——普遍的医学认知是，以卵子质量为重要指标的女性生育力，将随时间衰减，38岁之后急剧下降。

在北京仍纷飞的柳絮，与突然暴烈的日光中，5月9日中午13时40分，二审开庭前，徐枣枣又一次被架在摄像机、话筒前。那天，围观的人群中，突然有一个男孩大喊了一声“徐枣枣，加油！”她有点惊愕，接下来，呐喊“加油”的声音此起彼伏。她挥挥手，再次走进法庭，迎接又一场属于她，但又不止是她一个人的“战斗”。

（徐枣枣、山柰为化名）